144.宗亲论文:得姓始祖与远祖的疑问(连载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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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min@Ta 2019-01-13 21:42 楼主
宗亲论文:得姓始祖与远祖的疑问(连载一)

北京卢氏宗亲联谊组织 2016-0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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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本文为河南沈丘卢彪宗亲精心研究之成果,其文约、其辞微,思维新颖、视点独到。对我们整理、考证卢氏宗族文化传承有重要的借鉴、创新作用,特此鸣谢。因原篇幅较长,现连载刊登,以飨读者)

中国,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既有着悠久的历史,又有着丰富的文化典藏,虽殷商以前史籍或阙而不全,难于考索,然自西周共和行政以来,年经月纬,重要史事多登之于简牍篇策,于是年代渐可知、事渐可考、人之世系渐可明。大约于西周时期,谱牒出现,是于史家之“左史纪言、右史纪事”以外,又多出谱牒世系历谱等详载诸侯王公世臣世系以为史之辅。惜乎年杳代远,简策或失其编次之先后顺序,加之数遭兵隳水火(中国文化典籍遭受的最大灾难至少有五次,其中一次是秦始皇焚书坑儒。后来的梁元帝烧书,更是对古籍造成了一大灾难,对古籍的损毁程度甚至超过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以后又经历了火烧迷楼、运载触礁等。)典籍多罹其灾。待至汉初,夹书之令既除(秦始皇焚书坑儒以后,禁止民间收藏、阅读五经、诸子百家之书,有敢藏其书者族,偶语《诗》、《书》者弃市。史称此制度为夹书律,又被称为夹书令。直至汉孝惠帝四年才彻底废除这项制度,至孝武帝时,又下诏书广搜天下典籍聚之皇室,设置五经博士。)乃广为搜求,然载籍已不能备。载籍既失,考索无由,而后世牵强附会、捕风捉影、妄相假托之风气乃渐起。流波所及,浸淫于谱牒。
家谱,所以谱支系、辨嫡庶、别亲疏,本身又是史料的一分部,包含有很多移民史、家族史、政治史、文化史乃至于思想史,记录了很多正史、县志、府志所没有记载的历史事件(比如现存的道光三十年《沈丘卢氏族谱》中记载的卢象鼐抗击农民起义军的事件就不见于解放前写的《沈丘县志》),可以用来证史、补史,所以自古以来人们就非常重视家谱的写作、整理。由于多方面的历史因素,百分之九十五的唐宋以前的古谱已荡然无存(现存的宋代家谱也多不可见,也只有欧阳修创作的家谱和苏洵编制的家谱因为被收入他们的文集,才得以流传于世且被保存至今,或许这两部家谱是目前能见到的最为古老的家族姓氏专谱吧。)从明中期开始,随着文网的渐驰,社会的稳定,生活的富足,人们又掀起了续谱的高潮,通过先辈们的努力,为我们留下了很多宝贵的文化遗产。然而在我国现存的古家谱中,却又普遍的存在着一个共同的现象:在叙述自己的姓氏鼻祖多是以三皇五帝或其子孙为鼻祖,其得姓始祖多为春秋战国时期非常出名的人物,为其姓氏发展起重要决定性作用的也多为汉、唐、宋时期对社会有重要影响力的正面人物,这些人物包括贤明帝王、忠臣良将、孝子贤孙、经学大家或者是某一学派的“巨子”等。
然商周以前,文献无所稽考。故而早在两千五百多年以前的孔子时代就已经有“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的感叹,孔子所处的时代距离商汤之灭夏不过千余年,距商之灭亡不过五百余年,那个时候以孔子之博学多闻已多不能知。孔子没后又数百年有司马迁,身为太史,有皇家图书馆中的大量书籍供他阅读参考,于时先秦典籍十不存一,故太史公在他的《史记》中屡次提到周朝以前的历史有“自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周以来乃颇可著”的“欲语焉不详”的无奈(《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有“谱牒独记世谥,其辞略,欲一观诸要难。”《六国年表》:“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又曰:“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独有秦纪,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是司马迁时春秋以前的历史本已多难知。)以司马迁之博闻广见而不能尽知,生于司马迁后又如何尽知夏商以前之历史?所以即便是现存古族谱上言之凿凿的说远祖为三代以前之某某、春秋以前或者春秋时期之某某,但很多问题却是难以禁得住考证的。对此类问题提出怀疑观点的并非始于今日,远在唐宋时期就已经有人提出了,其中比较出名的如唐代颜师古,宋代朱熹、王应麟、陈振孙等。进入清代,由于乾嘉考证学派的兴盛,很多学者对此作了大量的考证工作(通常散见于清人的各种笔记著作中),其中成绩较大的如乾嘉学派的开山祖师顾炎武(姓氏考证的内容见于《日知录》中)、精通汉学的惠氏父子、以研究《史记》而出名的梁玉绳等,其考证成果皆足以证明旧家谱上所说的得姓始祖普遍存在很大的问题。
既然以得姓始祖为春秋时期之人,则需借助春秋时代的典籍以及记载春秋历史的书籍。春秋时代的重要事件、重要人物大多为《左传》、《国语》、《史记》三书所收录,然而在目前即便是我们有《左传》、《国语》、《史记》及众多的关于三书的注疏可以稽考,但在家族姓氏方面依旧有很多问题是悬而难决、难以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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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著名学者洪迈(字景卢)曾在他的考证笔记《容斋随笔》第六卷中写到:“姓氏所出,后世茫不可考,不过证以史传,然要为难晓。自姚、虞、唐、杜、姜、田、范、刘之外,余盖纷然杂出。且以《左传》为例,申氏出于四岳,而周有申伯,郑有申侯,楚有申舟、申公巫臣,鲁有申繻、申枨,晋有申书,齐有申鲜虞;贾氏姬姓之国,以国氏,然晋有贾华,又狐射姑亦曰贾季,齐有贾举;黄氏嬴姓之国,然金天氏之后,又有沈、姒、蓐、黄之黄,晋有黄渊;孔氏出于商,孔子其后也,然而卫有孔达,宋有孔父,郑有孔叔,陈有孔宁,齐有孔虺,郑有孔张。高氏出于齐,然子尾之后又为高强,郑有高克,宋有高哀。国氏亦出于齐,然邢有国子,郑子国之孙又为国参。晋有庆郑,齐有庆克,陈有庆虎。晋有阳处父,楚有阳丐,鲁有阳虎。孙氏出于卫,而楚有孙叔敖,齐有孙书,吴有孙武。郭氏出于虢,而晋有郭偃,齐有郭最,又有所谓郭公者。千载之下,遥遥世祚,将安所质究乎。”洪景卢素以考证见长,其所写的《容斋随笔》也是后世公认的南宋三大最有学术价值的笔记体著作之一(此书为毛泽东所推崇),针对姓氏源头而犹有如此之叹,可见姓氏起源之疑自古已然。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在他的文集中曾写到他的远祖为春秋时期楚平王之孙、太子建之子白公胜,然而宋代学者陈振孙也同样利用考证的方法证明白居易的“远祖为白公胜”的说法是错误的,并指责白居易的言论缺乏考证,且有伪造祖宗的嫌疑。清代顾炎武更有“白乐天不考古”的讥讽。李唐帝王以《道德经》之作者老子(汉以后很多人以为李耳就是老子,但李耳是否真是老子至今尚难确定)为其祖先,可事实上唐代之帝王原本是不姓李的,而是由北方少数民族鲜卑族改姓过来的。近现代著名史学家陈寅恪曾就这问题在其著作《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说:“隋、唐两朝继承宇文氏之遗业,仍旧施行‘关中本位政策’,其统治阶级自不改其歧视山东人之观念。故隋、唐皇室亦依旧自称弘农杨震、陇西李暠之嫡裔,伪冒相传,迄于今日,治史者竟无一不为其所欺,诚可叹也。”陈寅恪先生进一步考证说:“李渊其实是西魏弘农太守、鲜卑大野氏人李初古拔的后代。”很多刘姓族谱中说刘姓得姓始祖为刘累,《史记索隐》注高祖本纪中“汉高祖为刘氏”条曰“刘邦系刘累之后”,而刘累为陶唐之后(见于《史记夏本纪》),以此而论,则刘邦为帝尧之后,应是祁姓刘氏。而清代学者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中说:“汉高帝起于布衣,太公以上名字且无可考,况能知其族姓所出耶?”又曰:“刘夏、刘卷亦载春秋,安知汉刘必为祁姓而非姬姓乎?”现在很多刘姓都说自己是汉高祖刘邦的后裔,可是查看《汉书》诸表中所载与汉高祖刘邦同时,且未必有亲戚关系而被封为诸侯的尚有七位,分别为射阳侯刘缠(表曰:兵初起,与诸侯共击秦,为楚左令尹,汉王与项羽有隙于鸿门,项伯、缠解难)、东茅敬候刘到(表曰:以舍人从起砀,至霸上,以二队入汉,定三秦)、平皋侯刘它(读音为陀,表曰:汉六年以砀郡长初从)、燕王营陵侯刘泽(表曰:汉三年为郎中,击项羽,以将军击陈豨)、荆王刘贾、桃安侯刘襄(表曰:以客从,汉王二年起定陶);汉高祖十三年为郎官、典客、后被封为阳信夷侯的刘揭,这些人多是与刘邦无血缘关系且他们又多有后裔,为什么老家谱上没有了他们的记载?由此可见,很多姓氏族谱上所列始祖、远祖大多是不太可靠的,缺乏考证的知识。
(未完待续)
【】【二】【】
(编者:本文为河南省沈丘县卢姓文化研究会理事卢彪宗亲精心研究之成果,其文约、其辞微,思维新颖、视点独到。对我们整理、考证卢氏宗族文化传承有重要的借鉴、创新作用,特此鸣谢!因原篇幅较长,现连载刊登,以飨读者)

同样,流传于世的《卢氏族谱》自然也难免存在着类似的问题。
据大多数《卢氏家谱》的说法:“卢氏鼻祖为炎帝神农氏,神农名石年,卢氏的得姓始祖为高傒。”今稽考汉代以前的史书,多是含糊其辞的说到炎帝姓氏:《国语》中有“炎帝以姜水成” 、“炎帝为姜”的说法(最早的直接说神农姜姓的可能是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到了唐代孔颖达疏解《周易系辞》“神农氏作”条时,引用晋代皇甫谧《帝王世纪》中的观点说:“炎帝神农氏,姜姓。”(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帝王世纪》原文为:“长于姜水,因以氏焉。”)从此以后,神农姜姓遂为百世不易之定论。而对于神农的名字在汉以前的文献中并无说明(原因是在《史记三家注》里关于神农的注解中并无片言只字的提及神农的名字),直到南宋罗泌的《路史后纪》中才说炎帝神农名石年(一说始于皇甫谧。清代胡克家在注解宋代刘恕的《资治通鉴外纪》时曾沿用了罗泌的观点),但是这个说法从其产生一直至明清都受到很多考证家的驳难,其臆说之难信,殆已成为公论。至于说卢氏的得氏始祖为高傒,就目前所能见到的资料而言,东汉以前的文字典籍中尚无相关的记载(成书于东汉末的《潜夫论志氏姓第三十五》也只是说:“高氏、卢氏,皆姜姓也。”)现存古代典籍中,最早出现“卢氏得氏始祖为高傒”这个说法的可能算是唐代林宝写的《元和姓纂》。《元和姓纂》于卢姓条记载:“卢,姜姓,齐太公之后。至文公子高,高之孙傒,食采于卢,因姓卢氏。秦有博士卢敖,汉有燕王卢绾,沛人。”(欧阳修于宋仁宗时据《旧唐书》以及很多新搜集到的史料编《新唐书》,在其中的宰相世系表中共胪列唐朝历任宰相三百六十九人,涉及到九十八个姓氏,并且对涉及到的这些姓氏还详细说明了其得姓源流。在有关卢氏得姓源流方面,欧阳修基本上是继承了林宝的观点而又略有增补:“卢氏出自姜姓,至齐文公子高,高孙傒为齐正卿,谥曰敬仲,食采于卢,济北卢县是也;其后因以为氏,田常篡齐,卢氏散居于燕秦之间,秦有博士敖,子孙家于涿水之上,遂为范阳涿人。裔孙植,字子干,汉北中郎将。”)后来欧阳修《新唐书》中沿用《元和姓纂》观点,而《元和姓纂》的说法间接的通过欧阳修“唐宋古文八大家”的地位对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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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高傒是春秋时代的人物,所以就不得不参考《左传》和《史记》的记载了。在《左传》中高傒的名字一共出现了三次:第一次是鲁庄公九年传文:“管夷吾治于高傒”。第二次是鲁庄公二十二年“秋七月丙申,及齐高傒盟于防”;第三次是鲁闵公二年冬“齐高子来盟”(杜预注:盖高傒也)。《史记》诸篇中涉及到高傒的文字只出现在中,共有三处:一,“小白自少好善大夫高傒”;二,“则小白已入,高傒立之。”三,“桓公既得管仲,与鲍叔、隰朋、高傒修齐国政。”《史记集解》唯于“大夫高傒”下引贾逵之言注解之:“齐正卿高敬仲”。然而无论是《左传》,还是《史记》,都没有提到高傒被封于卢。不过,在《左传》中隐约可以看到高氏拥有卢这个地方的记载:“鲁襄公二十九年冬,为高氏之难,故高竖以卢叛。十月庚寅,闾丘婴帅师围卢,高竖曰:苟请高氏有后,请致邑也。十一月乙卯,高竖致卢而奔晋。”从此数条内容来看,高氏确实是拥有卢这个地方的。然而高氏自齐桓以前就世为齐国世卿,有一封地也未足为奇。终究是片言只字,最起码《左传》、《史记》中很难找到高傒之子孙有以卢为氏的确切的记载。
《左传》、《史记》原文中关于卢氏人物的记载一共有九处:第一处出现在鲁成公二年。《左传》成公二年春“齐侯伐我北鄙,围龙。顷公之嬖人卢蒲就魁门焉,龙人囚之。”第二处为《左传》鲁襄公“二十三年秋,齐侯伐卫”之战中的卢蒲癸(原文为:二广上之登御,邢公卢蒲癸为右。除此以外,尚见于襄公二十五年、二十八年传文中。)第三处是《左传》襄公二十七年、二十八年传文中的卢蒲嬖,第四处为秦始皇时期的博士卢敖(《淮南子•道应训》、《论衡•道虚篇》皆有“卢敖游乎北海”,高诱注曰:“卢敖燕人,秦始皇召以为博士,使求神仙,亡而不反。”黄晖《论衡校释》亦引高诱之说,更引《梧丘杂札》之言注解高诱之言曰:“此即《史记•秦始皇本纪》之燕人卢生。”据此看,博士卢敖很有可能与卢生是同一个人,然旧家谱中二人却是父子关系。自此以下至第八处皆见于《史记》、《汉书》),第五位是于秦始皇三十二年奉始皇命东去蓬莱求仙药的燕人卢生,第六位是汉初跟随刘邦打天下、与刘邦同时生于秦昭王五十一年、后被封为燕王的沛郡丰人卢绾(部分老家谱以卢绾为卢生曾孙,此必不读史书之人所为。根据《史记》、《汉书》中的内容,秦始皇三十二年卢生为始皇求药,史书虽未记载卢生的年龄,但他此时的年龄必定在七十、八十以内,而秦始皇三十二年时,卢绾已经四十二岁,即便卢生已经八十,二人的年龄相差不到四十年,怎么会是卢绾之曾祖?)第七处是汉孝文帝十四年,参与北征匈奴的昌侯、上郡将军卢卿(见《史记高祖功臣侯者表》:“以齐将汉王四年从淮阴侯起无盐,定齐,击项羽,又击韩王信于代,高祖八年受封。”《史记三家注》于此无注,故未详其出处,但必非燕王卢绾之后。卢绾“丰人也,与高祖同里。”则卢卿亦非卢绾之亲戚,同时卢卿有可能是山东人。),第八处为燕王卢绾之孙、亚谷侯卢他之(见《史记惠景间侯者年表》。部分老家谱中载卢绾之孙为卢俊,与此有所不同,但毕竟司马迁与卢绾时代不甚远,卢他之封侯之时距司马迁写《史记》的时间更近,故而终应以史、汉为依据。)第九处为汉高祖八年备封为共侯的卢罢师(见《史记高祖功臣侯者表》:“以齐将汉王四年从淮阴侯起临淄。”此数人除卢敖、卢生、卢绾三人之名见于老家谱,其余几位在老家谱中很少见到。)因卢敖、卢生、卢绾、卢卿、卢他之、卢罢师与高傒所处之时代相隔稍远,故今略去此六位暂且不论。而今只就这些材料做一简单分析:首先,即便是高傒真因助齐桓公复国、佐管仲治理齐国而被封于卢,并且因以为氏是真有其事,却也可从另一方面说明一个问题:在高傒未被封于卢以前,卢就已经存在了(按《左传隐三年》文:“冬,齐郑盟于石门,寻卢之盟。”杜预注曰:“卢盟在春秋前,卢齐地。”可见在春秋以前就已经有卢这个地方了,难道当时卢地的人就没有以所居地而为氏的?非要等到高傒以后才有以所居地为氏。)从这点来看,高傒可能不会是卢氏之唯一得姓始祖;第二,假如高傒被封于卢,按照春秋时代的嫡长子继承制,在高傒的众多子嗣中,也只有高傒的嫡长子、嫡长孙才有资格继高傒而拥有卢邑的最高行政权,然而按照《左传》、陈厚耀《春秋世族谱》的记载,高傒之嫡长子乃至嫡长孙以及很多的支庶子孙却依旧在使用高姓,而非是“以卢为氏”(按《世本》、《左传注疏》、《春秋世族谱》等皆曰:高奚之子高庄子,高庄子之子高倾子,高倾子有二子,长子高宣子,次子佚其名,高宣子有二子,长子高厚,次子高无咎。高厚之子高止。高倾子次子之子名高偃。直至孔子去世之前一年,尚有高氏奔北燕的记载,但从整部《左传》来看,并没有关于高傒之后以卢为氏的任何记载,同时还有一个问题存在,在春秋乃至春秋之前的一个时期内,国、高二氏世代都为天子所钦命的齐国世卿,身份之高贵是可想而知的。他们为什么愿意放弃当时尊贵的世卿身份而改为当时默默无名的卢氏?)第三,按照《史记》所载齐、鲁年代计算,齐桓公在位四十三年,亡于鲁釐公十七年。自齐桓公复国至鲁成公二年《左传》中出现卢蒲就魁,中间相隔九十七年。 按照《左传闵公二年》的记载:“冬,齐高子来盟。”(杜预注、孔颖达疏皆以高子为高傒。)是时为齐桓公之二十六年。自是年下至鲁成公二年,中间所隔也只是七十余年。短短七十余年,然而陈厚耀在搜集、查找、考证众多的先秦资料后,却于齐国卢蒲氏条下备注曰:“系未详”。今按宋郑樵《通志氏族略》中所说卢蒲氏为齐桓后裔之一支,后来卢蒲氏又把自己的复姓改为单姓卢,可见卢蒲氏必非高氏之后。按照郑樵的这个说法来分析,姜太公后裔中最早出现卢氏的,可能不是高傒的后裔,而是齐桓公后裔(与三位卢蒲氏同处一个时代的卢氏在《左传》、《史记》中尚无记载。)
《左传》中涉及到卢这个地方的文字一共有六处:第一处为鲁隐公“三年冬,齐郑盟于石门,寻卢之盟(杨伯峻以为此处的卢位于今天山东长清县西南)。”第二处位桓公十三年“罗与卢戎两军之”(杜预注:卢戎,南蛮。今人杨伯峻以为卢戎为妫姓之国,具体地点在今天湖北南漳县东北。)第三处为“成公十七年秋七月壬寅,刖鲍牵而逐高无咎,无咎奔莒,高弱以卢叛(杜预注:弱,无咎子。卢,高氏邑。)” 第四处为“齐侯使崔杼为大夫,是庆克佐之,帅师围卢,国佐从诸侯围郑,以难请而归,遂如卢师,杀庆克以谷叛。齐侯与之盟于徐关而复之。十二月,卢降。”第五处为鲁襄公十八年十一月“赵武、韩起以上军围卢,弗克。”第六处为鲁襄公二十九年冬“为高氏之难,故高竖以卢叛。十月庚寅,闾丘婴帅师围卢。高竖曰:苟请高氏有后,请致邑(杜预注:还邑于君。)十一月乙卯,高竖致卢而出奔晋。”从这几条内容可以得到看出两个问题:一,卢这个地方确实为高氏的封地;二,在记载春秋时期历史的《左传》、《史记》二书中都无高傒之后以卢为氏的记载(此处结论只是依据《左传》、《史记》二书)。
《史记三家注》中与卢有关的地名至少有一处,出现在中: “唐张守节《史记正义》于扁鹊二字下注曰:黄帝八十一难经序云:秦越人与轩辕时扁鹊相类,仍号之为扁鹊。又家于卢国(韩兆琦注解:“季今山东长青县”),因命之曰卢医。”从《史记扁鹊列传》原文而论,扁鹊治赵简子之疾,时间应该在周敬王二十年、晋定公十二年、鲁定公十年前后,上去《左传》最后一次出现高傒之名(周惠王十七年、鲁闵公二年),中间间隔一百六十年。

(未完待续)
【】【三】【】
(编者:本文为河南省沈丘县卢姓文化研究会理事卢彪宗亲精心研究之成果,其文约、其辞微,思维新颖、视点独到。对我们整理、考证卢氏宗族文化传承有重要的借鉴、创新作用,特此鸣谢!因原篇幅较长,现连载刊登,以飨读者)
根据现存的古姓氏学书籍来看,高傒之后可能也的确存在改自己的高氏为卢氏的,只是于先秦史书中缺少相关记载而已。
综合以上资料,可以说,把卢氏得姓始祖单单定为高傒一人的理由是不够充分的。
就目前现存的解放前的《卢氏家谱》来看,还存在另外一个问题:绝大多数家谱上都记载着类似于“本族系东汉卢植之后”的文字(事实上不只是卢氏的家谱存在这个问题,很多姓氏的老家谱都存在这类问题,产生这种说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具体分析见下文。)其实这也存在很多的可议之处,比如前文中所提到的九个人,特别是生活在秦汉时期的卢敖、卢生、卢绾、卢卿、卢罢师,难道他们都没有什么后代遗存于世?难道在东汉末年就只有卢植一人姓卢?在南北朝至唐的这段时间里,正史中收录的就有好几家外姓因被赐姓卢或者为了生存而改姓卢的,如在南北朝时期有鲜卑族的一些姓氏把自己的复姓改为单姓卢(见《通志氏族略》),北周时祖籍河北范阳的光山雷氏(《元和姓纂》卢姓弋阳光山条云:唐瀛洲刺史祖尚自云本范阳人,本姓雷氏后周初,以雷、卢声相近,改姓卢氏。)以及唐高宗时三原的闾云保被皇帝赐姓卢氏(《元和姓纂》卢姓三原条云:仓部郎中卢云,本姓闾丘。父珣,蜀州司马,上元中准制改姓卢氏;《旧唐书》卢庆则列传:“卢庆则,京兆栎阳人也。本姓鱼,其先仕于赫连氏,遂家灵武。”后来卢庆则之子虽然被杀,而庆则之弟犹在。)此类典故,正史中多有记载,难道他们也都是卢植之后?难道这些改姓卢的和被赐姓卢的在数传之后就都没有了后代?为什么宋元而后修的家谱上再没有他们改姓或者被赐姓卢的记载(其他姓氏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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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大多数卢氏都说自己是卢植之后?总的来说,其主要原因大致有两个:受魏晋南北朝的制度的影响以及误解《元和姓纂》、《新唐书》所致。这里先借助部分资料说明第一点:魏晋南北朝时期,官吏的选拔实行“九品中正制”( 中正的职权主要是评议人物,其标准有三:一,家世:即家庭出身和背景。指父祖辈的资历仕宦情况和爵位高低等。这些材料被称为簿世或簿阀,是中正官必须详细掌握的。二,行状:即个人品行才能的总评,相当于品德评语。魏晋时的总评一般都很简括,如“天材英博、亮拔不群”、“德优能少”等。三,定品:即确定品级。定品原则上依据的是行状,家世只作参考。但晋以后完全以家世来定品级。出身寒门者行状评语再高也只能定在下品;出身豪门者行状不佳亦能位列上品。于是就行成了当时“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任官者其官品必须与其乡品既中正所评者相适应,乡品高者做官的起点往往为“清官”,升迁也较快,受人尊重,乡品卑者做官的起点往往为“浊官”,升迁也慢,受人轻视。)钱穆先生《国史新论》中说:“汉武帝时始建太学••••••当时太学教育,乃以五经博士儒家思想为主。社会农村中的士,由太学生转为郎吏,膺任政府官职。退而在野,则敬宗恤族,以养以教,不仅止于其一家之门内。此种宗族观念,远自封建时代传递而来。自儒家言之,固亦不得谓之非。黄金满籯,不如遗子一经。世代传经,即可世代为卿相。于是虽无世袭之贵族,而逐渐形成了世袭之士族。士族形成,在东汉之晚季。下至三国,中央政府崩溃,郎吏社会亦转为门第社会••••••故魏晋转移,而政府亦渐由门第操纵,此下东晋、南北朝,政府更迭,而门第旺盛,不随政治而动摇。”陈长琦在谈论到魏晋南北朝“九品中正制”时曾说:“九品中正制下,评品权力握于中正之手,品第之高低,常常系之于门第世资,一个人的宗族地位及父兄官爵,即资,在品评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中正给予官吏侯补人的品第,实质上正是一种基于被品评者门资家格的任官资格品第。”可见魏晋南北朝时代是极重“世家”的(直到唐朝初期,重视世家的风气也未曾完全消除,故而《贞观政要》有“山东郡姓,王、崔、卢、李、郑为大”的说法。)而生活在东汉末的卢植,曾少与郑玄俱事马融,通古今经学,曾出任庐江太守,拜议郎,校书东观,后升侍中、北中郎将、尚书等官职。受马融之青睐、与郑玄为同学、通古今经学、为帝王师的特殊身份,确定了卢植在魏晋门第社会上的“上品”地位。建安中曹操北征柳城,路过卢植故里涿郡,更是给卢植以极高的评价:“名著海内,学为儒宗,士之楷模,乃国之桢干也。”(出《后汉书》)。卢植幼子卢毓,当曹魏时,任吏部尚书,后进封容城侯。“卢毓子钦、珽,咸熙中钦为尚书,珽为泰山太守。(出《三国志》)。裴松之《三国志注》:“钦字子若,珽字子笏。钦泰始中为尚书仆射,领选,咸宁四年卒,追赠卫将军,开府。珽及子皓并至尚书,志子谌,字子谅,善著文章。元帝之初,累召为散骑、中书侍郎。”根据这些材料来看,卢植一门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世家”的基础是深厚的。在那个“上品无寒门,下品无豪族”的时代(选拔人才的中正官多由二品官吏担任,而被选拔的人才也多出自二品以上的大族,同时他们也往往出任高级官吏。)有些贫寒的卢氏士子为求仕途顺利,很有可能会托籍依附于卢植支下(当时为了证明自己出身名门,而不惜伪造家族历史的原因,这种做法正源于魏晋以来门阀望族攀附之风的盛行。《南、北史》以及《旧唐书》中对此类事颇有记载,阅读三书便可知。)再说第二个原因,此处又需分两层来看:一,自李唐建国至唐太宗李世民时代,鉴于“九品中正制”沿用日久,弊病百出,乃于朝廷商议废除“九品中正制”,并还制订了一些抑制巨族的措施。可是九品中正制自汉末形成制度至唐代李世民时期已经流传了近四百年,又岂是一日所能废除的了的?所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者是也。所以虽有朝廷法令布之于上,而“九品中正制”之影响依旧还在(《唐会要》:“唐高宗显庆四年九月五日诏改氏族志为姓录:以皇后四家、酅公、介公、赠台司,太子三师、开府仪同三司、仆射为第一等;文武二品及知政事者三品为第二等;各以品位为等第,凡为九等,并取其身及后裔。”)在今天,我们翻看一下林宝的《元和姓纂》,会发现其中所记载的姓氏多偏重于姓氏族望。而魏晋至唐这段时间里,卢氏名人以范阳郡最多,最为出名(隋唐时期有所谓“山东右族”的说法),所以林宝所载,多偏重于范阳支系。后欧阳修写《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又偏重于作过宰相的姓氏(卢氏在唐代一共有八人当过宰相,所以世系表中列有卢氏。同时,八位宰相又都是原籍范阳——其先本范阳人。)寻源朔流,论及始祖,欧阳修便直接采用了林宝的观点。然而,无论是林宝还是欧阳修,似乎都没有说过高傒为卢氏的得姓始祖、唐代的卢氏皆卢植之后这样的话(《新唐书》世系表中详载卢植后裔支系,但是在《新唐书》卷一百八十二中有卢简方“失其世系,不知所以进”,卢光启“不详何许人也”,《新五代史》卷二十八有卢程“不知其世家何人也”。)不知从何时起,人们因读《元和姓纂》、《新唐书》而误解为“高傒肇卢”、唐宋卢氏皆卢植之后。以讹传讹,既久,遂失其真。今日人们于书既不深求根源,而又习于旧闻、刻舟求剑、墨守陈规,误解何日得证?二,查看现存的《二十四史》,特别是赵宋以前修的史书,列传里面收录的卢氏人物多有一个共同的、类似的背景,这些卢氏名人大多数都是“范阳人也”、“其先本范阳人也”(从三国曹魏至五代末的这七百四十余年里,正史的列传中收入卢姓历史名人且有专篇介绍的至少百余人。在这百余人中,史书明确标为范阳人的至少有五十五人,标明其先本范阳人的至少有二十六人,未记载其先世是自范阳迁徙而又不居住在范阳的一共有十六人,在这十六人中,至少有三人确实与范阳卢氏有关,如茶圣玉川子卢仝、大历十才子的卢纶、五代时期的卢文纪。未知世系所出者有四人。可见在这段历史时期内,正史中收录的卢姓出自范阳系的占百分之八十以上。)这对于后人也可能会产生一种误导——天下卢氏自范阳出。
《隋书》、《旧唐书》、《新五代史》三部史书的有些列传中,在叙述此人的身世时,偶尔会出现这样两个字“自云”,可见当时写史的人对这些被写者的身世也是抱有几分怀疑的。从林宝的书中也时常可以看到这样几个字“状曰”、“状称”,可见《元和姓纂》的写作有可能是依据魏晋南北朝时期各姓氏的家谱,或者当时政府保存的前代官吏的档案。然而稍早于林宝的大儒颜师古则说:“私谱之文,出于闾巷,家自为说,事非经典。苟引先贤,妄相假托,无所取信,宁足据乎?”(见《汉书眭孟传》注文)这类问题在魏晋南北朝家谱中或许是常见问题,所以颜师古才有这样的评论。为什么会出现“苟引先贤,妄相假托”的情况?解释这些问题则又涉及到上面所说的九品中正制了。
常见有心者欲于古家谱细作一番考证,然终因时隔数千年,春秋以前之载籍亡失无所考,而难得如愿,正所谓“将登山乏径,欲泛海无舟。”而今只得就可见之史书做些简单的考证工作,勉强算是“言之有宗”吧。
至此突然想起了古人论学的一些名言警句: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清人论作文之道曰:“文何必秦汉,诗何必盛唐。”赵翼诗有“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其实,对于家谱的研究、修续同样也应该具有实事求是地态度、用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所有言论应建立在客观、审慎、考证的基础上。
(连载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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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名]:大哥我知道,你喜欢文静的女孩子,可是我不当女汉子,怎么去给你挡那些流言蜚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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